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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北京的书市

作者:dindon 点击数:150次 来源:互联网
 明代北京主要书市
根据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的记载,北京书市大体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四种,“凡燕中书肆,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(今毛主席纪念堂西)。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。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。朔、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。灯市极东,城隍庙极西,皆日中贸易所焉。灯市岁三日,城隍庙月三日,至期百货萃焉,书其一也。也即大明门附近、考市、灯市、庙市。这些地方买卖图书相对较多,刻书则多在铁匠胡同和西河沿附近,《北京书肆记》中就提到:“有明一代,京师鬻书, 在旧刑部街之城隍庙、棋盘街、灯市三处: 刻书则在宣武门内之铁匠营与西河沿两处, 然皆不盛,盛在江南也。”
明代北京大明门左右, 是非常繁华的地带,有很多固定的书摊,所谓“居贾”即是。明代人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:“朝前市者,大明门之左右,日日市,古居贾者也”,日日市,就是每天都有集市,郑士德认为“居贾”就是常年开门营业的“坐商”,可以视之为固定摊点。著名藏书家祁彪佳就经常逛这里的书摊,例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辛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:长安街见丐者群聚以数十计,予停与散线,及至前门,与李子木观肆中书,归寓晚矣。”礼部门前也有书摊,例如,刘若愚在《酌中志》中也记录了一些此类卖书现象,“先年,张文简公曾得内阁所藏《册府元龟》一部,其后文简公卒于京邸,其仆即将此书于部前货卖, 令先翁识其为阁本也,赎而藏之于家”。此本《册府元龟》先是从内府出,后又经张文简公家人售卖,然后才被购买到,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辗转流传过程。
流动性书摊,主要有三种,即考市、灯市、庙市。
考市位于京师礼部即贡院门前。贡院起初比较窄小,明神宗万历年间重新修建,贡院面积长宽各160丈,四周修有围墙,内有举人应试的号舍4900间。明代三年举行一次会议,从各地来的举人会聚京师,每次应试举人达4000余人,他们需要大量的图书,这就成为书市发展的重要锲机,于是京城的书坊、书肆等设摊会集于此。每到会期,书商们“税民舍于场前。月余,试毕贾归,地可罗雀矣。”这种书市是临时性的,持续大概一个多月,所卖之书多为士子所需。例如,黄裳所作《明代状元图考》的读书笔记中说:“《状元图考》,有明一代凡数刻,大抵坊肆所刊,售之考棚中。仕子每喜得之,以博佳兆,通俗书也。”
灯市在今东华门之东。万历年间的《顺天府志》称,“元宵日结灯,货于东安门外,曰灯市。”到了夜晚灯火明亮,异彩纷呈,市民涌往此地。这正是销售图书的大好机会,北京城的书坊、书肆到此摆摊卖书。时间从正月初八日开始,十三日进入高潮,到十七日结束。虽然短暂,然而各种贸易很是红火,书籍亦较兴盛。在京士人,多有逛灯市购书者。胡应麟在其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记载:“早入灯市中,购得陶氏两杂说,知足下雅欲观以累东郭君使者,此两书抄本,仆所睹,十余无一善,足下读之,疑误辄止乙其处。”
庙市很多,北京著名的庙市有城隍庙、隆福寺和护国寺等。每逢庙市,均有大量图书销售。然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城隍庙,每月的初一、十五、二十五,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种商品齐集于此,故而规模很大。明人柳人曾说:“紫宫之西,贯索之南,爰建都市,合天众也月之市者三,凡朔、望及下午三日,布市籍者,络绎捆载,段段隆隆,万货川徙,充牣错峙”庙市西至庙,东到刑部街,长达三华里,有些外国人也在这里出售从本国来的商品。不仅有外国奇珍,而且有内府秘籍,《谈往》一书中《灯庙两市》条中说:“庙会乃为天下人备器物御繁华而设也.. 又外国奇珍,内府秘籍,扇墨笺香,幢盆钊剑,柴汝官哥,..目不易见诸物件,应接不暇”,由此可见庙市的繁盛状况。庙市中的书市是很多书坊、书肆临时搭设的摊点,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:“辇肆中所有,税地张幕,列架而书置焉,若棋绣错也。日昃复辇归肆中。许多读书人常到城隍庙购买图书,万历年间的张城父就在此买到的《说文解字韵谱》,卷后记录有:“万历乙未年(1595年)冬至日,得于北京城隍庙,价银十两,子孙其世宝之,张诚父藏书记。
对于明代北京的集市,《天府广记》有一段内市和外市的区分,“宫阙之制,前朝后市。在玄武门外,每逢四则开市,听商贸易,谓之内市。灯市自正月初旬起,至月半止,岁惟一举。每月逢朔望及二十五,则城隍庙市,每逢三则土地庙市,谓之外市,系士大夫庶民所用。若珍奇异宝进入尚方者,咸于内市萃之”。可见外市才是士庶平民所去之所, 而内市尽萃奇珍异宝,非普通士民所能承受。尤为不同于灯市庙市的是,内市税课繁多,阻滞了它的规模扩大和发展,《燕都游览志》记载:“初四、十四、二十四等日,则于东皇城之北有内市,然不及庙中之盛,诸门皆税课,而通于崇文一司。各门课钱,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,囊穙骑驴,例须有课,车则记囊穙多寡以为算,至于菜茹入城,乡民亦于鬃边插钱二文, 以凭小内使经往摘取之,彼此不相问也。无论从市场贸易的内容,还是从它得以发展的各种条件来看,内市都无法与庙市相媲美,也不会有再扩大的可能性。
另外,书铺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书市。《萃雅楼》记载明嘉靖年间,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两个少年金促两、刘敏叔在西河沿开书铺,这里不同于上文所述大明门附近的书肆, 前者一般是前店后坊, 后者则是纯粹以卖书为业的书铺,而且这家书店经营有道,收贩的时节有三不买:“那三不买,低货不买,假货不买,来历不明之货不买”; 又出脱的时节有三不卖:“那三不卖:太贱不卖,太贵不卖,买主信不过不卖”。

明代北京书市的盛衰演变
到了明朝末,年庙市还是比较有生气的,仍然有不少的士人前往购书。日本学者多田贞一对明代的庙会有一个相当简洁的描绘:“庙会的始祖是西城的城隍庙,于初一、十五、十十五日开三天。据《帝京景物略》,在绵亘数里间,书画、古董、珠宝、绫绵等类应有尽有,看热闹的有十分之六,买东西的有十分之三,参佛者只有十分之一。这是数百年前的事,其后有很大变迁”。明代隆福寺是相当不错的图书交易场所, 经历清代至民国也是很重要的图书流通之地, 近代藏书大家郑振铎就从隆福寺购买到不少图书。报国寺到了清朝初年就已经走向衰落,孙殿起在《琉璃厂小志》记载“清初书市,移于城南广安门内慈仁寺,今名报国寺。《香祖笔记》云‘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,百货云集,慈仁寺书摊只五六,往时间有秘本,二十年来绝无之’,此即城南书有市之始。所称往时间有秘本,二十年来绝无之,则货源渐稀,秘本难得,可知慈仁寺书市在彼时已步入衰落之境矣”。《香祖笔记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书市向城南迁移的示意图, 明朝书市的地理布局已经在发生变动, 到了清初开始聚集到了城南。
谢国桢先生说:“到了明末, 书市发展到前门处打磨厂、西河沿一带”。从谈迁的活动中可见一斑,“(谈迁)搜求秘书,各处庙会和前门外西河沿书肆,都是谈迁足迹常到之处。除浏览群书外, 他还从那里买了几部比较罕见的明人著作。西河沿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经有书肆,《觉世名言十二楼》卷六《萃雅楼》中描述道:“明嘉靖年间, 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个少年,一姓金字仲两,一姓刘字敏叔。两个人同学读书, 最相锲厚。只因把杂技分心,不肯专心举业,所以读不成功。到二十岁外,都出了学门,要做贸易之事。.. 就把三十六行的生意, 件件都想到, 没有几样中意的。只有书铺、香铺、花铺、古董铺四种个个说通,人人道好。就要兼并而为之。竟到西河沿上货了三间店面,打通了并做一间,中间开书铺,是金仲两掌管。左边开香铺,是权汝修掌管。右边开花铺, 又搭着古董, 是刘敏叔经营”。虽然西河沿并没有庙市、灯市、大明门等处书市繁荣兴盛, 但在明末却能成为重要的图书聚散中心。打磨厂同样在前门外,也有大量的书肆,例如,明末《西湖二话》的作者周清源,曾由杭州来到打磨厂,向书店推销他写的小说。清朝初年,书市又从打磨厂搬到广安门里抱国慈恩寺内,上文提过,兹不赘述。乾隆时,书市又由报国寺迁到琉璃厂,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。琉璃厂书市大发展时期是在清代,然而早在明代就有书肆,“琉璃厂早年规模较大之书店,首数老二酉,起自明代,至清末始歇业。
明代北京书市在图书流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,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很大,到了明末清初,灯市渐趋消亡,庙市则继续发展,在清朝则又形成了更为发展的图书流通市场琉璃厂书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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